113年前，湖州人在辛亥革命的大潮中冲锋陷阵。陈其美、沈翔云等革命先烈为之献出生命；张静江、张增熙等人为之举家纾难；姚勇忱、周柏年等中青力量为之奔走呼号。更有朱家骅、黄首民等四人身先士卒，参加了轰轰烈烈的武昌起义。黄首民是武昌起义“首义之民”，为我国近代棉纱改良贡献颇多，创立了我国首个现代砖瓦厂——泰山砖瓦股份有限公司，被誉为“砖瓦大王”。
黄首民(1890—1976)，原名黄墨林，出生于浙江吴兴县菁山镇（今湖州市吴兴区东林镇）一个贫困家庭，父亲是当地中医，医术高明且心地仁慈，经常对问诊的贫寒患者免除医药费。1903年，13岁的黄首民加入吴兴基督教监理会，“因家境贫寒，获得该校的优待，给予免费攻读”。当年，安吉名儒钟士英被学校聘请，教过黄首民。钟士英“有志革新，加入了同盟会，曾暗中用家中的石印机印刷、散发革命资料”。黄首民在学校接受西式英文教学，受到老师钟士英革命思想的熏陶。
黄首民革命思想的萌发客观上来自戊戌变法前后的社会变化，主观上是受到梁启超的影响。据其自述，“戊戌政变使我思想上受了一个很大的刺激”。黄首民经常翻阅梁启超《新民丛刊》和《饮冰室文集》，深受冲击和启发。1908年，光绪国丧期间，清政府号召民众留发以示哀痛，黄首民却决然剪掉辫子，“在吴兴剪掉辫子的恐怕我要算是第一人”，率先剪辫的行为备受亲友指责，甚至连教会都责备其过于轻率。剪辫的行为让黄首民成为“异端”，“很受社会的关注”，处境艰难。20世纪初，中国出现了留学热潮，黄首民既备受周围指责，又认为“自己的知识学力太浅”，便萌发了出国留学的念头，但收入微薄无法筹措学费，只好暂时放弃。
1911年10月10日，武昌起义爆发，黄首民只身前往武昌。黄首民投效黎元洪，被任命为前线督战员，和黄兴一同参加革命军。清军溃退后，黄首民被调任革命军总指挥部黄兴的卫队长，并与黄兴一同回到南京，与黄柏樵、徐源泉等在南京参加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。典礼结束后，黄首民与黄兴同回上海。回沪途中，黄兴为其改名“首民”，即参加武昌“首义之民”。
黄首民回上海后，襄办党报《中华民报》，就职庶务部，黄兴让黄首民随自己到浙江继续从事革命事业，黄首民说：“我现在年纪很轻，学识浅薄，还不是做事的时候，我很希望到国外再去读几年书。”黄兴听闻后很高兴，便给他写了一封亲笔信让他找孙中山。黄首民带着黄兴的信去见孙中山，孙中山连声夸奖：“年轻人不要做官，要读书，好！好！”因黄首民英文很好，孙中山便安排他到美国官派留学，能拿到“革命党退伍军官的退职金”。不料政局变化，南北议和后袁世凯在北京就任大总统，政府机关都搬到北京，官派留学的文件迟迟未得到审批。黄首民到北京找到工商部的刘揆一，得知官派留学希望很小，加上袁世凯对革命党人的忌惮排挤，建议黄首民尽快自费出国留学。
在刘揆一的建议下，黄首民加快筹措学费，得到曹成甫、张我权的资助。1913年与荣毅仁等人一同赴美留学，先入密苏里州派克大学。黄首民到美国主要想学习农科，改变国内棉纺产业落后的局面。派克大学只有文科，没有农科，黄首民又转入阿拉巴马州立大学，寄宿在该校亨慈教授夫妇家，并得到其资助，减免了学费。就读期间，黄首民的成绩通过了清华大学的审核，获得庚子退款的官派留学生补助，继续在阿拉巴马州立大学读农业管理学课程，拿到农学学士学位。黄首民求学若渴，珍惜留学机会。1916年暑假，还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公司组织与管理的课程。在校期间，因其能言善辩、勤奋上进、学业优秀，颇受老师和同学欢迎，曾获得徽章和奖学金。
1917年，黄首民回国，在恒丰纱厂总经理聂云台建议下，到上海杨树浦恒丰纱厂工作。19世纪末20世纪初，上海民族工业有了较大发展，其中，棉纺织工业发展显著。包括聂云台在内的实业家开始注意到中国农作物品种改良问题。1917年，聂云台与穆藕初、黄首民、郁屏翰、吴善庆、尤惜阴六人联合发起中华植棉改良社，并制定改良社简章。简章指出：“本社以联络振兴内国棉产之，交换知识，以求棉业改良之普及为主旨”，其宗旨是“专以研究棉产为范围，冀以天然之地利，施以人力之改良，庶将来东亚棉产成为商战健将，用兴实业而挽利权”。黄首民等人积极推广洋棉良种和机器轧棉技术，中国的洋棉种植培养面积和产量有了大幅提高。
1918年，黄首民担任恒丰纱厂经理，因其能力出众、为人和善，在工人中威信颇高。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，号召日货。1919年5月7日，恒丰纱厂门口张贴告示：“国耻纪念日，禁止日本人进厂”，并宣布废止与日本洋行签订的合同。5月8日，召开全体大会，黄首民在会上怒斥日本的狼子野心，又痛恨国人不团结，“日人屡次与中国人交涉，无不如愿以偿，实由汉奸之甘心卖国，而汉奸之得肆行无忌，实由国民之爱国心薄弱以养成之故。今日之会实欲提起国人之爱国观念，且尤贵乎能自实行，始能令人感动”。黄首民的爱国主张得到工人认可，被推举为代表负责与外界联络。
1920年，黄首民到王儒坚创办的华丰纱厂担任协理。1930年代，受美棉和日纱价格影响,华商纱厂普遍陷入经营困境，中国棉纺业经历了长达六、七年的经营危机。1932年，黄首民受邀出任破产重组后的傅益纱厂总经理。1933年，黄首民出席中华棉产改进会第二届年会，并在会上致辞：“中国为农业国，棉花为农产之要者，乃竟自产不敷自用，不特国家经济损失甚巨，吾人从事纺织，深感痛苦……更愿代表吾业，敬祝诸君继续努力，以完成改进植棉之宏愿，诸君成功，即中华民族复兴之一端。”如致辞所言，他同诸多致力于植棉改革的同仁一起，继续为促进棉纱行业发展而努力。
1920年，在建设恒丰纱厂二厂过程中，黄首民发现供应的砖瓦质量很差，“旧式之砖瓦，物质既不坚固，形式又少美观，瓦不能胜风暴之催，砖不客耐冰雪之冻”。驱车行驶在繁华的闹市区，黄首民看到马路两侧的建筑物大多用国外进口的洋砖、洋瓦构建。“国产砖瓦皆不合应用于新式建筑，以致各都市如上海、南京等处之新建大厦所用建筑材料，均须仰国外，利权外溢，可惜孰甚”，“鉴于年来提倡国货，改良土产者，日趋月盛，惟砖瓦一业，提倡改良者，尤属廖廖”，黄首民心有不甘，遂萌发“建立民族工业基地，生产中国自己的品牌砖瓦”的念头。阴差阳错下，黄首民在上海遇见了正在牵头创办砖瓦厂的戴补斋、柳佐卿和李仁斋三名乡绅，商议后决定在嘉善县干窑镇三板桥畔办厂。1921年，向农商部申请在上海设立泰山砖瓦有限公司，厂址设在嘉善县干窑镇（即泰山砖瓦一厂），厂地面积有一百余亩。因经营得当，货品深受社会欢迎，购买者主要是国人。
1922年，华丰纱厂重组，黄首民辞职，全力投入泰山砖瓦二厂的建设。他在上海新华龙镇购地一百多亩，建造新式厂房。厂址南临黄浦江，北接沪杭铁路，交通便利。黄首民一面派柳子贤赴美各砖瓦厂实习，一面扩充股本。“股份总银数为一百万，每股一百元，创办时仅招足二十五万元”。由于对砖瓦行业不甚了解，准备期间花费了较多资金和时间，砖瓦厂所用主要设备多是进口，从德国进口一座200匹发动机，美式圆窑12座，“不仅制砖机器，如磨粉机、筛粉机、和水机、坯条机及压机等，均向美国购来，耗资颇多。前期一度资金困难，幸得到在金融界的湖州老乡钱新之的帮助，才度过难关。从筹备到公司正常运作，经过了七年的时间，方才稳固”。1925年，上海福州路建造花旗总会的营造厂从美国进口了紫色绉纹陶瓷面砖（作外墙装饰材料），这一建筑材料引起黄首民的关注。公司立即组织力量研究，经反复试制，1926年成功研发出薄型陶瓷面砖，黄首民将之称为“泰山面砖”，其色彩及性能均优于进口产品；1928年，该产品获国民政府工商部十年的专利权，审定商标为“TS牌”，商品类型为砖瓦，名称为“泰山砖瓦股份有限公司”。泰山砖瓦股份有限公司，设董事、监察、总理、协理、厂长、工程师，并分总务处、第一厂、第二厂、机务部、花砖部、杂工部、窑务部等部门。各董事、监察及职员等均为工商界有名之士，“学识丰裕，经验宏富，朴实耐劳，为不可多得人才”。董事有：钱新之、聂云台、黄首民、周仲衡、胡宣明、杜家坤、江葆真。监察有：叶舜九、朱成章。其中，钱新之为董事长，黄首民为总经理。
1929年，龙华二厂工人有470余人，其中男工380余人，女工70人，童工28人。工资计算分按件与按日，前者多是粗工，后者是精工。每日工作9个半小时，工资有最高和最低限度，男工最高每工5角，女工2角8分，童工3角；男工最低3角5分，女工2角，童工2角2分。公司免费提供食宿，并聘请医生免费为工人检查或治疗，如果有工伤，另加抚恤金。“厂方对于工人福利事业提倡颇力，卫生、教育、娱乐、储蓄诸恰。十年来未曾有过工潮或者任何纠纷”。相较于别的企业，泰山砖瓦公司工人待遇可谓优厚，充分保障各项福利。
龙华第一厂在嘉善县，专做青瓦及红砖等物，第二厂在上海新龙华镇，出品较多，有TS牌火砖、火泥、工业用耐火器、青红平瓦、屋脊瓦、青红机砖、普通砖及特色薄面砖等。“制瓦所用之黄泥，来自嘉善、嘉兴，火砖所用之白泥和面砖所用之白泥、紫泥，分别采自无锡、宜兴、安徽、山东、广东等处”。制砖过程，将原料泥料晒干或焙干，放入研磨机，再放入筛粉机筛成粉，再用水调和，切为熟坯阴干，放入窑内烧制成熟瓦。
泰山砖瓦厂前期产量不是很大，营业状况较为稳定，主要是南方市场。1922年—1926年，“中经齐卢之战、孙张之战，砖瓦销滞，市价低落”，“连年受战事影响，不克进销至华北各省及我国内地”。泰山砖瓦厂发展的转折点出现在1926年，当年薄面砖一经问世，便深受欢迎，为社会人士所称誉，上海当时最新的建筑都采用泰山面砖，如静安寺外国青年会、法租界二大百货商店、外滩日本邮船会社，“如今京沪伟大建筑，如四行储蓄会、峻岭大楼、百老汇大厦、外交部、铁道部、中央医院、卫生署及各大商店住宅，几无一不乐于采用泰山公司出品之砖瓦”。1924年，泰山砖瓦公司在上海总商会化学工业展览会中获一等奖。1925年，在江苏省召开的物品展览会上荣获粘土制品类一等奖，得到金质奖章。
以1928年为例，“龙华第二厂年产额350万枚之瓦，400万之普通青砖，1500万枚之薄面砖……嘉善第一工厂年产额瓦150万枚，普通砖250万，火砖50万枚”，两个厂年产量达2700万枚。抗日战争期间，工厂被日军侵占，处于停滞状态。战后逐步恢复经营，但产量大减。“每日工作11小时，烧窑终年日夜不辍。制坯时期，通常4—11月，其他月份，因气候寒冷，停止制坯。各种出品，除订货不计外，每月平均产量，平瓦约40万枚，普通砖约60万枚，面砖火砖，共约五六十万枚”，相较于战前，产量已一下子就下降。“一年间制造总额，据公司人员之估算，大概百万元”，国内“最大销厂为上海，其它如南京、杭州、厦门等地较少”。
1921—1926年，是泰山砖瓦公司的初创时期，品牌和市场尚在探索中；1927-1937年，是其发展的黄金时期，口碑良好，利润丰厚，业务逐步扩大；1937—1945年，公司被日军侵占，后艰难复产；1949年后，是其转型期。1949年上海解放以后，黄首民变卖自己在南京的房产，将资产金额的投入工厂，使企业慢慢复苏。随着中国冶金工业的发展，黄首民转变经营方向，生产冶金工业急需的耐火材料，同时积极为申请公私合营做准备。1954年10月，上海重工业局批准泰山公司合营，厂名改为泰山耐火材料厂，黄首民任经理。
1937年，《新闻报》记者潘仰尧对黄首民做了专访，潘仰尧评价“他是革命界的一位老前辈，一位抛弃了许多做官的机会而从事经营实业的人物……态度是多么诚恳和蔼，没有一些矜持，也没有一些夸张，切切实实讲述个人的生活史”。当记者问及黄首民，可否分享一些艰苦创业的经验时，黄首民认为当下的青年只愿意做leader（带领、领导），不愿意做Follow（服从、追随）：“凡是真正的领袖，他一定富于服从与合作性，能服从与合作，这是做领袖的原则。”建议青年人少一些领袖欲望，多参与实践，向身边的人学习，才能进步。黄首民认为，人才是公司发展壮大的主要的因素，资本和管理次之。“因为人是一种原料，管理不过是一种技术”，得不到好的人才，管理技术再高明也无济于事。用人上，主张“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”，给予下属充分的自由和发展空间。管理上，讲究分工合作、简化步骤、提高效率。黄首民先进的管理理念也是泰山砖瓦公司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，1929年《上海星期日》评论：泰山砖瓦公司的发展壮大主要归功于企业的自我管理，泰山砖瓦公司的总经理黄首民有丰富的管理经验，曾在恒丰纱厂和华丰纱厂担任过总经理。
黄首民年少失怙失恃，穷且益坚，胸怀大志，革命思想前卫，只身赴武昌参加起义，功成后放弃做官机会赴美留学。学成归国，投身于棉纱行业，致力于改良植棉技术和推广棉纱的机械化生产。中年感于“洋货充斥、国产沉沦，屋居为人生三要素之一，木材水料犹仰于外人”，奋而跨行创业，克服资金、技术等难关，实业兴国，将泰山砖瓦公司建成国内砖瓦建筑领域首屈一指的民族企业，甚至在东南亚等地也有广阔市场。可以说，黄首民掀起了“建筑领域的革命”，时人评其“学识卓越、久负盛誉、办事干练”。黄首民在求学、革命、任职、创业期间，皆勤奋勇毅、正直不屈：五四运动期间，黄首民带头日货，取消日本订单；抗日战争期间，坚决不与日本人合作，在民族大义面前，是非分明；在国家和人民利益面前，不计个人利益，热情参加公私合营，以劳工利益为上，善待劳工。
黄首民只身参加革命、去官求学，实业兴国之举既与时代大背景下的“民主共和”“实业救国”思潮有关，也是近代湖商“仁和、诚信、道义、勤俭”的价值观体现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加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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